集美新城这片安置房完成竣工备案

　　孙中山先生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(de)伟大(wěidà)先行者，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。在厦门，多处可见“中山印记(yìnjì)”：厦门港的繁荣印证着《建国方略》的远见卓识，中山路的骑楼诉说着百年沧桑，集美学村传承着教育救国(jiùguó)的理想……

　　从(cóng)革命理想的实践到(dào)港口建设的推进，从城市风貌的塑造到教育事业(shìyè)的传承，厦门以独特方式延续着与孙中山先生的深厚渊源。今年是孙中山先生逝世100周年(zhōunián)，本期“厦门档案故事”将为您讲述这段跨越时空的记忆。

1912年闽南同盟会纪念合影(héyǐng)。

　　孙中山(sūnzhōngshān)曾计划潜渡厦门指挥战斗

　　1900年，义和团运动爆发(bàofā)，孙中山首次到台湾，并以台湾为司令部策动惠州起义(qǐyì)，计划在义军指挥郑士良率军入(shuàijūnrù)闽时，潜渡厦门。之所以选定台湾为这次起义的司令部，市档案馆工作人员解释说，因为台湾与厦门往来便利，在革命斗争中无论接济、内渡均比较(bǐjiào)方便(fāngbiàn)，对革命活动十分有利。

　　孙中山抵台后，与台湾总督府(zǒngdūfǔ)代表后藤(hòuténg)新平取得联系。当时，日本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(tàiláng)假意支持，企图借起义军攻占厦门之机染指福建。1900年10月7日，惠州爆发起义，起义军一路势如破竹，沿着海岸(hǎiàn)向(xiàng)东挺进(tǐngjìn)厦门。彼时日本内阁更迭，新首相伊藤博文获知孙中山正在台湾指挥惠州起义军向厦门挺进，遂下令立即驱逐孙中山。起义军军火援助断绝，导致惠州起义失败，厦门起义付诸东流，孙中山前来(qiánlái)厦门指挥战斗的计划就此搁浅。

　　孙中山的(de)首次台湾之(zhī)行长(xíngzhǎng)达一个多月，其间，厦门籍商人李春生、吴文秀给予了大力支持。李春生1865年自厦门迁居台北，后成为台湾茶业(cháyè)巨擘。1913年孙中山再度访台(fǎngtái)时，下榻的“梅屋敷”也是李春生的房子。吴文秀则是位豪爽侠义(xiáyì)的茶商，在台北大稻埕经营良德茶庄，时任台北茶商公会理事长，不仅热情接待孙中山，还慷慨资助革命事业。

厦门市档案馆馆藏图书《中山全书(quánshū)》上下册

关注厦门的(de)革命活动

　　指导密友播撒(bōsǎ)革命火种

　　孙中山非常关注厦门的(de)革命(gémìng)活动，他领导的辛亥革命得到厦门人民的积极响应(jījíxiǎngyìng)。1911年11月14日，数千名左臂扎着印有“革命军”白布条的群众，在修筑漳厦铁路工人的带领下占领了提台衙门。翌日，厦门光复(guāngfù)。

　　1914年，孙中山在(zài)东京成立中华革命党，委派在厦门英华书院(shūyuàn)任教的叶青泉为福建(fújiàn)支部长。1917年，孙中山在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时，急需一个宣传阵地，孙中山密友许卓然(zhuórán)积极筹办《江声报》，孙中山亲自题写报头，使其成为闽南地区重要的革命喉舌。1921年，孙中山指示厦门同盟会会员许春草，将其从事爱国活动所依靠的群众组织改名为“厦门建筑总工会(zǒnggōnghuì)”，次年又令许春草在厦门设立国民党联络站，当时(dāngshí)的秘密活动点(diǎn)就设在鼓浪屿笔山路。1922年，陈炯明叛变，孙中山通过住在鼓浪屿的同安籍侨领郑螺生联络许春草，委任其为福建讨贼军总指挥，要求(yāoqiú)尽快夺取(duóqǔ)厦门。

　　闽南华侨成为孙中山(sūnzhōngshān)的革命挚友

　　孙中山曾感慨地说：“华侨是革命之母。”言之确凿，在他所(suǒ)领导的“驱逐鞑虏(dálǔ)、恢复中华”的斗争中，华侨给予了大力支持，这其中就(jiù)包括闽南华侨。

　　东南亚作为闽籍华侨的(de)主要聚居地，也是(shì)孙中山(sūnzhōngshān)革命(gémìng)运动的重要基地。闽南华侨深受孙中山感召，或投身革命前线，或慷慨资助革命事业，与孙中山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。孙中山也将他们视为革命的重要依靠力量。

　　在(zài)这些闽南华侨(huáqiáo)中，厦门籍华侨就占了一半，包括陈粹芬、陈楚楠等。如今，大陆首座中山华侨公园(gōngyuán)坐落在翔安，其主体建筑“晚晴园”完全按照(ànzhào)新加坡同盟会旧址复建，由新加坡中华总商会捐赠的(de)孙中山、陈粹芬等10人高分子蜡像陈列其中。园内还有两座碑林区，分别是中山语录碑林和中山墨迹碑林。

　　陈粹芬作为孙中山(sūnzhōngshān)的革命伴侣，自(zì)1892年起便坚定追随孙中山，在长达22年的岁月(suìyuè)里，她(tā)不仅悉心照料孙中山的生活起居，更深度参与多次武装起义，负责联络、筹款等工作。“南洋革命党第一人”陈楚楠，1906年成为同盟会新加坡分会首任(shǒurèn)会长，他多次为革命慷慨解囊。1917年回国担任大元帅府参议。由于当时政局持续(chíxù)动荡，陈楚楠于1933年重返新加坡。

由孙中山题写报(bào)头的《江声报》（1933年2月1日第一版局部）

　　孙中山关键节点两次(liǎngcì)助力陈嘉庚兴学

　　在跟随孙中山革命的厦门籍(jí)华侨中，陈嘉庚是捐款数最多(shùzuìduō)、最具影响力的一位。

　　1909年(nián)，陈嘉庚在新加坡(xīnjiāpō)晚晴园结识(jiéshí)孙中山，从此与革命结缘。1910年，陈嘉庚剪去发辫，宣誓加入中国同盟会，成为其政治生涯的重要里程碑。陈嘉庚对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充满敬意和支持，他积极捐款捐物(juānkuǎnjuānwù)，为革命提供重要的经济支持。

　　1911年，孙中山(sūnzhōngshān)从(cóng)(cóng)法国返回上海准备筹组新政府，途经新加坡，陈嘉庚和同盟会会员前往码头与其会面。陈嘉庚感叹于一位革命领袖竟然乘坐条件很差的二等客舱，即送1万元给孙中山作为归国路费。孙中山回国(huíguó)后，被推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，准备从上海往南京就职。12月(yuè)29日，孙中山向陈嘉庚发来(fālái)急需用款的电报，陈嘉庚立即电汇5万元给予支持。

　　1912年，陈嘉庚从新加坡回到(huídào)故乡集美，着手筹办教育。据市档案馆工作人员介绍，在陈嘉庚兴学过程中，孙中山在关键时刻先后两次给予有力的帮助。第一次是1921年，陈嘉庚拟聘请林文庆博士担任厦门大学校长，而林文庆此前(cǐqián)已收到(shōudào)孙中山邀请他襄助(xiāngzhù)外交事务的电报。左右为难之际，林文庆决定(juédìng)发电报给孙中山，请他最后裁决。孙中山接到电报后立即(lìjí)复电，同意林文庆到(línwénqìngdào)厦门大学任职；第二次是1923年，时值军阀混战，闽军与粤军在高崎海峡两岸对峙、交火，造成两名侨生死亡。为保障师生安全，集美学校校长叶渊倡议划集美为“中国永久(yǒngjiǔ)和平之村(zhīcūn)”。孙中山批准在案，并(bìng)由陆海军大元帅府大本营内政部电令闽粤两省省长及统兵长官(zhǎngguān)对集美学校特殊保护，“倘有战事，幸勿扰及该校(gāixiào)，俾免辍废，则莘莘学子，永享和平之利”。

　　1956年(nián)，孙中山诞辰90周年之际，中央有关部门专门(zhuānmén)成立纪念筹委会，陈嘉庚被委任为副主任。同年，陈嘉庚在集美学校师生和集美镇各界(gèjiè)代表联合举行的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90周年大会上发表讲话。2016年，孙中山孙女孙穗芳向集美大学(dàxué)捐赠第195尊孙中山铜像。如今(rújīn)，融合嘉庚建筑与革命精神的集美学村，既(jì)是“教育救国”理念的实践典范，更见证着孙中山对教育的特殊关怀。

　　《建国方略》中绘过发展(fāzhǎn)蓝图

　　孙中山十分关注厦门建设，百年(bǎinián)前就看中厦门港口的区位优势。市档案馆藏有《中山全书》（上下册），其中收录了(le)孙中山在《建国方略(jiànguófānglüè)》中对厦门的设想。

　　孙中山写道：“厦门有深广(shēnguǎng)且良好之港面，管有相当之腹地，跨福建、江西两省之南部，富于(fùyú)煤铁矿产。此港经营对(duì)马来群岛及南亚细亚半岛之频繁贸易，所有南洋诸岛，安南、缅甸、暹罗、马来各邦之华侨大抵来自厦门附近，故厦门与南洋之间载客之业极盛。如使铁路已经发展，穿入(rù)腹地煤铁矿区(kuàngqū)，则厦门必开发而为比现在更大的海港。吾意须于此港面之西方建新式商埠，以为江西、福建南部丰富(fēngfù)矿区之一(zhīyī)出口。此港应施以新式设备，使能联陆海两面(liǎngmiàn)之运输以为一气。”

　　这一规划，不仅是对(duì)厦门港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的高度认可，更是一种具有(jùyǒu)前瞻性的战略(zhànlüè)布局。孙中山百年前为厦门港打造的图景，如今都已被现实超越，厦门港早已成为东南(dōngnán)国际航运中心和我省首个千万标箱级世界强港。

　　在《建国方略》中，孙中山还提出在厦(shà)兴筑沟通南北、连接全国的(de)铁路规划，包括建设厦门(xiàmén)建昌线和厦门广州线。遗憾的是，推翻清廷后建立的中华民国政治腐败，孙中山的实业计划付诸东流。新中国成立后，1957年福建的第一条省际铁路——鹰厦铁路全线通车，其路线与(yǔ)“厦门建昌线”基本吻合(wěnhé)。目前(mùqián)，厦门的铁路已有鹰厦、杭深、龙厦、福厦高铁等，确立了沿海(yánhǎi)铁路枢纽的地位，孙中山所构想的“厦门广州线”也基本实现。

　　鹭岛多处“中山(zhōngshān)”印记

　　从中山公园、中山路，到孙中山铜像(tóngxiàng)和相关地名，厦门这座城市用最特别的方式纪念这位革命先行者(xiānxíngzhě)。

　　作为(zuòwéi)厦门(xiàmén)最早的城市公园，中山公园始建于1927年，历时4年建设，于1931年开放，为纪念孙中山先生(xiānshēng)弘扬“天下为公(tiānxiàwéigōng)”精神而命名为“中山公园”。1938年厦门沦陷期间，日寇因忌惮孙中山革命精神的巨大影响，将公园更名为“厦门公园”，并(bìng)毁掉纪念碑上的《建国大纲》石刻(shíkè)。1985年石刻得以修复。同年在邓颖超的提议下，在中山公园南门广场修建孙中山全身铜像。

　　始建于1920年代的(de)中山路，同样以“天下为公”的精神命名，后来经历了数次更名，直到改革开放后恢复原名并沿用至今。厦门大同中学、大同小学的创办(chuàngbàn)和命名，也是为了(wèile)纪念孙中山这位(zhèwèi)伟大(wěidà)的革命先行者。1928年5月，鼓浪屿图书馆(túshūguǎn)改名为“中山图书馆”。同年，爱国华侨杨忠权创办“华侨医院”，后更名为“中山医院”。

　　目前，厦门有6座孙中山铜像，分别(fēnbié)位于中山公园、双十中学镇海校区、中山医院、集美孙厝、中山华侨公园和集美大学(dàxué)。